[PHOTOBOOKS 忘了攝・影集] 尤金·史密斯、LIFE 生活雜誌與影像論文
文：布列 – 大道 (本文同步刊登於澳門論盡媒體)
上期我們以尤金·史密斯的傳記作品《浮與沉》作為引子，介紹了史密斯的生平的種種。而在本期我們將會以史密斯的作品尤其是影像論文作為切入點，但在開始以下關於史密斯的章節前，請先讓筆者簡單介紹「影像論文」（Photo-Essay）這種攝影文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小型相機與及易攜的捲裝菲林（底片）興起，使得拍攝各種即時性的攝影題材變得容易，遠在天邊的新聞及發生的各種事情再也不是無法可見的資訊。此種資訊爆炸使得各種形式的「畫報」興起，讓當時平民百姓首次能以圖像的方式閱讀生活的各種大小事，而此情況在二次世界大戰其間更有逼切的需要，因為各式新聞及紀實攝影，使大眾能夠了解遠方的戰事，也造就了各種經典的照片與及報導的處理格式。到了戰後，大眾對遠方世界的好奇有增無減，因此各式攝影師前往世界拍攝影照片並作出報導，回傳雜誌刊登的工作的方式進入了黃金時代，而在云云的雜誌中，”LIFE” 《生活雜誌》絕對是當中的代表，其雜誌的創刊宗旨「看見生活、看見世界」（To see life; see the world）可謂一語涵蓋當時報業界對社會的樂觀期許，而隨著民眾對世界影像需求的增加，工業化的雜誌製作過程中，必然是以一種固定的創作模式進行生產影像與文字，此即為我們所謂的影像論文的興起。
尤金·史密斯作為《生活雜誌》50’年代其中一個最當紅與頂級的攝影師，他對這種因雜誌而應運而生的影像論文的文體格式的確非常喜愛且深有研究。在二戰沖繩戰役中受傷的史密斯在復出後，其生前所有已發表的攝影項目，基本上都是以影像論文的文體格式來進行創作，在1948-54 年史密斯為《生活雜誌》工作其間，他分別創作了一系列以人道主義為目標的影像論文，這幾個著名的紀實報導系列已成為《生活雜誌》最經典的照片與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的典範，當中史密斯拍攝的題材，包括紀錄醫療人手缺乏的美國科羅拉多州鄉村地區的《鄉村醫生》（Country Doctor, 1948），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府統治下的《西班牙村莊》（A Spanish Village, 1951），美國南方南卡羅萊納州因種族隔離而醫療資源不足的黑人護士《助產士》（Nurse Midwife, 1951）與及在西非行醫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醫生《慈悲的人》（Man of Mercy, 1954），從題材選擇上，我們可以留意到史密斯刻意尋找前往偏遠，窮困的弱勢社群地區去進行創作，然後以長時間，以月甚至以年為單位去與被攝對象生活與跟拍為自豪。正因為如此，史密斯的產量雖然不多而且恆常性地不遵守生活雜誌的截稿規定，但其長期跟拍的創作形式，使得被攝者早已習慣了史密斯的存在，因此他往往能以非常接近的鏡頭拍攝，而這些照片在史密斯近乎神級的佈光及暗房技藝下，化身成為一幅幅尤如哥雅或林布蘭等油畫大師筆下的繪畫，在配圖中西班牙村莊村民守靈的照片就是其中一張深受傳頌的作品，其創作深受讀者喜愛。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油畫的風格其實是史密斯刻意的操作，在史密斯的攝影哲學中，攝影真實並不代表拍攝時不能對被攝對象作出人為的更動，因此無論是編導式攝影，現場預先佈置閃光燈，人為更動被攝影物姿勢與物件，這些與現今報導攝影約定俗成的禁忌，史密斯認為只要作者能夠真誠的對待自己被拍攝的對象均是可以接受的，這點與同時期另一位攝影大師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的攝影藝術哲學，可謂南轅北轍。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史密斯的影像論文往往有其更深入的意義，這點使其作品顯得更為入世與深具人道主義，在史密斯的攝影哲學中，攝影師除了是事件的見證人外，更應該藉著其攝影作品，有意識地主動參與社會，對不公的事情發聲與並與被施壓者站在同一陣線，以其《助產士》的作品為例，史密斯選擇了一位黑人助產士作為拍攝對象並刊登於主流雜誌上，這在50年代民權運動未興起的美國是史無前例的，而其所拍攝的對象 Maude Callen 在《生活雜誌》文章刊登後，收到了雜誌讀者匿名捐款達 $27,000 （約等於今天 28 萬美金），而這篇報導亦是史密斯《生活雜誌》攝影師生涯當中，最為滿意的作品，而史密斯的這種人道主義傾向，即使在其辭任《生活雜誌》攝影師多年後亦未曾改變，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為甚麼史密斯前往日本拍攝水俁病時，會願意與病人站在同一陣線，即使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被禍首窒素公司的打手毆打，一目失明，無法拍照）仍然堅持不息。
但另一方面，史密斯對待作品與人物近乎偏執的責任感與完美主義，使其與《生活雜誌》的編輯上對其作品的文字與照片排版部份有著非常多的衝突，史密斯從一開始就抗拒生活雜誌工業模組化的製作文章形式，這種工業化的流程，以史密斯首篇作品鄉村醫生為例，該題材原本為生活雜誌紐約總部開會決定，並經過雜誌在地方的聯絡人尋找適合的「候選者」，進行資料蒐集後，由編輯撰寫拍攝腳本（shooting scrip) ，最後才派出攝影師按照攝影的腳本進行拍攝，整個拍攝過程預計只需10至15日，因此整個過程中由主題構思，背景資料蒐集，到攝影，沖曬，編輯，排版均由雜誌不同部門各自負責，這種罐頭書的製作方式顯然與史密斯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在鄉村醫生製作過程中，他已不停違反生活雜誌給他的設限要求，而此種抗爭在其後一再出現，最終而兩者的矛盾在1954年史密斯在雜誌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慈悲的人》到達頂點，史密斯在拒絕雜誌編輯的版面設計後憤而辭職。
史密斯的離去，象徵着雜誌中影像論文的完結，紀實攝影在60年代起在法蘭克（Robert Frank）《美國人》（The American） 的帶領下，變得更為陰暗，個人化且內省，而隨着電視新聞的普及，在60年代苦苦支撐的生活雜誌最終在1972年停刊。史密斯亦在完成其最終作品《水俁》（Minamata, 1975）不久亦離世，其人生見證了人道主義攝影的興起與衰退。無論如何，史密斯留下的最大遺產，是對紀實攝影的創作方式與對人道主義堅持，革新了新聞攝影的各種方法，使其對後世產生了深厚的影響力。